寫意花鳥畫在二十世紀的發(fā)展，呈現(xiàn)出兩種相反的趨向，先是清末民國吳昌碩、齊白石、潘天壽等大家皆以花鳥畫名世，使這一畫科地位空前提升；后是世紀中葉以后花鳥題材與寫意文脈的一度缺失和斷裂，又使其落入低谷。直至近二三十年寫意精神與重返自然的價值回歸，才使畫壇重新關注寫意花鳥藝術及其對于當下的文化價值。作為七零一代具有代表性的青年花鳥畫名家，陰澍雨在藝術之途中的成長與創(chuàng)作都堪稱一個范例，而他筆下的故園物象，也于筆墨的傳達間愈趨松靈簡括，在傳統(tǒng)根基之上呈現(xiàn)出時代趣味。
在很大程度上，對于筆墨的技法與媒材的認知程度，決定了畫者的態(tài)度與藝術面貌。特別是新時期至本世紀之初，在市場趣味和文化風潮的影響下，一些畫人爭相扛舉發(fā)掘水墨視覺張力之大纛，或繞開筆墨的難度，以解放媒材束縛之名另尋蹊徑，或一味追蹈西潮觀念，舍本逐末棄筆墨而炫新奇。究其深層原因，對于筆墨范式的認知成為核心問題，如果繼續(xù)沿著百年以來流行的趨新避舊的社會進化論思路，則對于舊有范式的破壞與創(chuàng)新永遠是合法的、更有價值的；但如果站在藝術本質屬性的角度，傳統(tǒng)范式的永恒性及其可能被激發(fā)出的當代性，才最值得探索與發(fā)掘。澍雨君為藝，恰是從傳統(tǒng)筆墨之正門徑直走進去，登堂入室，擷其真意，化為己有，融合了個人趣味與當代生活氣息，同時盡力在面對物象、形之于手時葆有一種原初的鮮活感受。
陰澍雨生于華北燕趙之地，曾負笈求學于南北兩大美院，從南下杭州求學于馬其寬、徐加昌先生等業(yè)師，到返歸京畿師從寫意花鳥畫大家張立辰先生，于筆墨之意與形制之妙皆有所得。他在江南煙雨濕地中感受過草木蔥蘢，也在北國茂林田畦間領略過清爽醇厚，正如其自題《種瓜得瓜圖》（2013年）所言“吾生于河北農村，田家豐物自幼熟悉，每適秋收時節(jié)，瓜果遍地，為一年中最美之季，恰值天清氣爽，人心自閑。故園秋景終不能忘也，吾曾游學江南杭州五載，雖有溫潤物產之豐美，終無北國秋景之樸厚……”于南北地域性情乃至繪事意趣之差異，他的體會真切而深入。澍雨筆下的花鳥，初觀時顯北人南相之趣，其筆墨看似簡率放逸，實則精審微茫，清晰見筆，再細品后又會發(fā)現(xiàn)筆意中透射的簡勁與粗豪，墨韻中發(fā)散的輕快與秀雅。
觀其新作寫生集冊（2013年）中，有柿栗秋果一叢，以筆墨運其生機，同時淡墨中求體物之精，十分巧妙含蓄地提示出果實的形態(tài)、明暗甚至肌理質感。畫中出枝、勾葉筋率勁肯定，果實墨色通透可人，各取其性狀，自題“柿暖枝頭，栗生于刺殼中，蘋果香甜梨松脆，秋果各有其性，同生于農家后園中。”面對自然造化的精妙，屏氣凝神感悟每個花果生命的個性，為秋果寫像，只有涵泳如此情懷，才能將花草鳥蟲世界的精微個性與豐富結構展現(xiàn)出來，進而呈現(xiàn)畫家主體與自然世界的關系。另見其大尺幅的宏觀呈現(xiàn)中，新近創(chuàng)作的長卷《微雨野松香》（2014年）取起承轉合之開闔章法，臥展松石，古木垂藤，深得松干之蒼勁，松針葳蕤以淡淡水漬烘染。澍雨在2011年曾以同題畫有一幅立軸，題曰“斜風送微雨，野樹起松香”，縱向構圖的上下呼應別有一番趣味。時隔三年，縱橫圖式的構設，顯示出他對不同章法布局的駕馭能力，及其所傳達意境的微妙差異的把握能力。
南朝劉勰《文心雕龍》提出“隱秀”之說，釋其為“文外之重旨”與“篇中之獨拔”，近人范文瀾注“重旨者，辭約而義富，含味無窮。”“隱秀”之氣質，在陰澍雨寫意花鳥中顯現(xiàn)得尤為充分。無論草蟲蔬果、野禽鴨雁還是茂卉修竹，澍雨都以輕盈之筆、簡約之形，運其樸厚繁巧，在雅凈、清淡中求其靈動。這種對于物象的洗練表達，一方面須深入地揣摩傳統(tǒng)筆墨的妙諦，注重墨韻色階的微妙變化，一方面又要精準地省察自然物象，賦予紙上物態(tài)以畫意真形，并于寫意中求精氣。雖“隱”而“秀”，寓“秀”于“隱”，寫意花鳥畫的妙處與難度盡在其中。
更堪體味的，是畫間的文人氣、書卷氣。昔日于學院的埋頭探研，給予了他對于筆墨寫意傳統(tǒng)與藝術本質問題的自覺認知。畫理與史論的通融互證，也體現(xiàn)出他作為學者型畫家的研究意識和思考深度。其碩士論文即以“簡率縱意，觀物之生”為題，探研陳淳花鳥畫風格，博士論文更以“青藤白陽”為主線，對明清花鳥畫從寫形到寫意的轉變進行深入的闡述，進而從藝術語言本體的角度梳理了花鳥畫的“寫意”內涵。而同時，其創(chuàng)作也得于陳白陽之兼工帶寫畫風，并以此確立了自身風格面貌。
觀其畫，味其人，感其清淡豁朗，厚重不遷。一直以來，陰澍雨對于梅蘭竹菊等傳統(tǒng)題材與農植果蔬等日常物象，皆懷有樸素的鐘愛。在研習傳統(tǒng)的過程中，他將臨仿與寫生相融，撫摩感悟，不斷精進。澍雨曾舉孔子鼓琴于師襄子之例，闡發(fā)其對于反復探研梅蘭竹菊的理解，“那些隱藏在藝術形式中的，神秘的、不可言說的、內在的品質會變得逐漸清晰，觸手可及”，在傳統(tǒng)題材與筆墨理路的永恒性當中，澍雨感受到那種常駐常新而又蘊藉厚重的精神，如同一棵參天大樹，深植于龐雜深潛的根脈，卻在繁茂新綠的枝頭葉端閃現(xiàn)著靈動生機。
愈寫愈素樸，愈素樸趨精妙醇厚，進滋入味，陰澍雨寫意花鳥的動人之處與當代價值，正在于其創(chuàng)造性地承繼了寫意性筆墨精義，以筆墨作為一種召喚結構，喚起了觀者對于自然與故園的皈依眷戀。誠如惲南田之“攝情”論，先使筆墨生情，方能使鑒賞觀畫者品其格韻，澍雨寫意花鳥藝術的真味也在其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