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苦難他們總是很清楚的，
　　這些古典畫家：他們多么深知它在
　　人心中的地位，深知痛苦會產生”
　　——W. H. 奧登（W. H. Auden）
　　1938年，英國詩人奧登參觀布魯塞爾美術館后，將觀看16世紀荷蘭古典大師勃魯蓋爾（Bruegel Pieter）作品的感悟融入了《美術館》這首充滿視覺性的詩歌中，在這里，苦難、悲劇和眾生的場景交錯出現(xiàn)，平靜中透露著沉郁悲涼。
　　2020年，我們面對著近百年來最難以抹去的“疫情”時刻：突發(fā)的公共危機和社會事件籠罩全球；個體、集體，生命、自然，當下、永恒，一切已知的坐標來到重建秩序的十字路口。正如此次展覽策展人閆士杰所說：“2020已成為我們面前的時間界碑，有形、無形的語言，逐漸沉淀為集體記憶。”展覽“2020＋”試圖通過15位藝術家獨到的思考與行動，打開更加多維的認知空間。
　　奧拉維爾·埃利亞松（Olafur Eliasson）為2020年“世界地球日”創(chuàng)作的《地球視角》，將作為“2020＋”展覽的線上作品呈現(xiàn)給觀眾。藝術家以地球上9個特殊的自然、人文事件的地點，創(chuàng)作了9張不同角度的地球圖像。這一作品表達了地圖、空間以及地球本身是被建構出來的事實，無論是個人還是集體，都有權利從新的視角去探索和解讀這個世界。
　　展覽的線下部分在瑞秋·羅斯（Rachel Rose）的影片《一分鐘前》中拉開帷幕：西伯利亞平靜海岸上陡然刮起冰雹，狼狽的半裸游客們慌忙避難；影片的下一個場景則復制了當時已年屆九十的著名建筑師菲利普·約翰遜（Philip Johnson）的訪談場景。訪談拍攝于他1949年設計的位于森林中的玻璃房子，“玻璃房成為象征不可避免的災難性未來的紀念碑”。作品構成了一個龐雜、動蕩而瀕臨破碎的虛構世界，探索了內部與外部、死亡與生命多個狀態(tài)之間的復雜關系。
　　陶輝的作品《你好，盡頭！》，九個錄像以規(guī)則的矩陣形式排列在展廳中，強調了作品內容之間的互文和平行關系。鏡頭中主角對著電話道出不完整的、單方面的對話；攝于京都的影像，日語念白所講述的故事卻改編自中國的社會新聞和藝術家的個人經(jīng)歷，這些帶有疏離意味又似曾相識的片段全然附和呼應著作品主題所揭示的臨界終結之感。
　　洪浩的《再生》把大量有關我們現(xiàn)實生活里的票據(jù)、表格、合同等，翻過來利用空白面作為作品的媒介去拓寫另一面的文字，呈現(xiàn)出一種兩面性，試圖讓那些已經(jīng)失效的原物歷經(jīng)一次再生的過程。
　　楊振中的作品《我會死的》，在十多個國家拍攝了近千位不同年齡、不同身份、不同種族的人。他們用十多種不同國家的語言，面對攝像機說：“我會死的”。作品以輕松、幽默、矛盾的方式，指涉一個令人不安卻又非常嚴肅的話題。陳箴用面對死亡的感知，創(chuàng)作了作品《水晶體內景觀》，將十二個易碎的水晶玻璃制造的心、肝、肺等人體器官放置于一張透明的床上，發(fā)人內觀與深省。
　　黃永砅的《羊禍》以《山海經(jīng)》的牛頭豬耳，頭長四角，身披牛皮的怪獸為形象，怪獸俯視著150張羊皮組成的“羊群”。當人步入其間，亦同被“羊群”所淹沒，在人、牛、羊之間構建一種詭異的食物鏈，周而復始，“人”是這則神話的起因，也是后果。陳劭雄的《集體記憶》系列將那些被認為是精英主義起源的公共藝術機構重新定義為擁有廣大群眾記憶的“景點”和地標性建筑。作品是陳劭雄主導的一場由公眾參與的藝術實驗，將擁有共同記憶的社區(qū)居民的指紋作為數(shù)碼照片上大小不一的像素點，以體現(xiàn)對集體生活空間的追憶。
　　林天苗的作品《纏的擴散》選擇使用了縫麻袋的工業(yè)用針(長度 15cm)，像刀子一樣鋒利的針，可對人造成直接的傷害。當兩三萬根針，針尖向上，被密密麻麻地直立排列在一起時，針的視覺效果變得像皮毛一樣柔軟，完全失去了原有的攻擊性。棉球柔軟無攻擊性，隨著數(shù)量的增加，棉球的擴張性和進攻性也急劇增強著。影像的介入是直覺的選擇，手在不斷單純重復纏繞著棉球的行為，既挑戰(zhàn)著觀眾的忍耐力，又讓作品具有活著感覺。
　　王功新的作品《對話》呈現(xiàn)了一個盛滿墨水的矩形平臺，上方兩盞燈泡交替起落。在平靜的升降與光線流轉中，觀眾仿佛能聽到自己的呼吸聲，看似穩(wěn)固的場域變得不再穩(wěn)固，緊繃的臨界感與水面的款款波紋生成一種情緒與視覺的相互消解與對話。
　　梁紹基的作品《寂然而動》重塑了“圓形”，也打開了無維度的場域，一臺被解構的無指針的鐘臺撒落于地，被云絲緊裹的鐘擺懸石預示另一個世界的存在與到來。
　　安利·薩拉（Anri Sala）的作品《當且僅當》中，庭院蝸牛緩緩從中提琴琴弓的一端爬向另一端，打破了音樂家演奏時的微妙平衡。蝸牛因緩慢的步調成為表演中的主角。伊戈爾·斯特拉文斯基（Igor Stravinsky）的“中提琴獨奏悲歌”在音樂家與庭院蝸牛之間產生的觸覺互動中被顛覆，演奏以近乎平日兩倍的時長結束。悲歌蔓延成一場痛苦、無序的旅行。
　　安·羅夏（Anne Rochat）立下了名為《此時此地》的多國徒步行走計劃，在本次表演（在滿月之夜的24小時內實時拍攝）中，她穿越了長120公里的玻利維亞的烏尤尼鹽沼。行走與環(huán)境的合一，博大中的渺小，賦予了這次徒步旅行超乎想象的意義。
　　宋冬創(chuàng)作的參與行為裝置《界碑》，邀請觀者在碑上用水書寫，快速消失的字跡，反映了記憶與遺忘、當下與永恒的交織。在尹秀珍的作品《行思》中，收集來的每雙鞋分別被一條長長的織物“腿”相連，匯聚成林，觀者可以漫步穿行其中，且悟且進，集體潛意識暗流其中......
　　關于策展人
　　閆?杰，紅磚美術館創(chuàng)始人、館長、策展人。始終堅守“學術為本、品質為先”，在中國率先提出并踐行“生態(tài)體驗美術館”的運營理念。2019年策劃了藝術家莎拉·盧卡斯亞洲最大規(guī)模同名個展“莎拉·盧卡斯”；2018年，策展了奧拉維爾·埃利亞松迄今在中國最大規(guī)模個展“奧拉維爾·埃利亞松：道隱無名”；2017年，閆士杰在中德最具規(guī)模的“德國8”文化交流項目中，作為副總策展人策劃了“先導 - 德國非定形藝術” 展；2016年，閆?杰策劃了“識別區(qū)：中國·丹?家具設計”展，第一次將中國古家具以設計的名義與丹麥家具設計大師對話；他策劃的展覽還包括：“加藤泉” (2018)、“安德?亞斯·穆埃：攝影”(2018)、“安德烈斯·塞拉諾：?個美國人的視角”(2017)、“溫普林中國前衛(wèi)藝術檔案之八〇九〇年代”(2016)等，從不同視角建構起紅磚美術館對藝術的深層次、多維度探索與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