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派臆測人類具備一種與生俱來的對無限的企圖，以致永遠無法對有限的事物感到滿足。自收集和整理行為的源頭起，這一企圖便縈繞不絕，直至被委以建立歷史與文化記憶的重任。德里達（Jacques Derrida）將檔案視作一個無法實現(xiàn)的意識形態(tài)目標，即收集基礎真理和知識以追求正義。當內(nèi)在的渴望敦促我們?nèi)ャ懹浐褪占瘯r，另一股驅力推動我們通過沉默和遺忘來毀壞和刪除檔案（記憶）。這一相互交織的、激烈的對立中，充斥著帶有目的性的遺漏和增補。

被納入系統(tǒng)得以留存和呈現(xiàn)的，我們稱之為文化檔案庫。與之相對的，那些非常規(guī)的、未被賦予價值的、不成功的、乏味的、未經(jīng)言說的東西，我們稱之為世俗空間。格洛伊斯 （Boris Groys）指明了兩者之間存在的某種有意識的策略，價值界限的轉換使它們相互關聯(lián)，各為補充。這的確是一場分秒必爭的估價，由文化價值的裁決者和文化特權的使用者把持，無時無刻不在競爭著被保存、被收藏、被展示的資格。大到一場遠征行動的宣傳，小到一個快門——即一次對風景的攥取——檔案的同步化和統(tǒng)一化就伴隨著帝國殖民的擴張，意識形態(tài)的操縱，生產(chǎn)和分配方式的固化而得以實現(xiàn)了。

“檔案沖動：反敘事和反記憶的操練”聚集了六位本土藝術家的近期實踐，通過藝術干預，激活檔案與身份、記憶和歷史之間更為復雜的關聯(lián)。此次展覽既是將檔案作為媒介和形式而展開的藝術實踐的一次集中討論，也意圖為檔案化（archivalization）背后游移的權力關系和文化價值提供新的闡釋情境。以或大或小的方式，作品呈現(xiàn)出圖標學、分類學、索引學、類型學或考古學的特質。它們或被挪用、提取、切割，或被陳列、疊加、編纂，將檔案材料本身轉譯為一種審美原則，也將藝術模式轉為歷史化的構造：一方面，它指證了某些未被認定的勞動，另一方面，它也供述了迫于被忘卻的記憶。

檔案所承載的隱喻和符號建構性地藏匿在它的背后，因此無法直接觀照。為了進入這一幽暗不透明的深處，藝術家們試圖在公共與私人、文獻與評注、權力和從屬關系之間找到切入點。許多嘗試不完全都是順滑的，而是拉扯的、身體力行的、甚至艱澀的，以此來回應展覽試圖拋出的問題——如何在宏大的話語里找到細若游絲的連結，在歷史的先驗中構建真實的不同位面，并站在規(guī)則的內(nèi)部，使他者和域外顯露出來。需要警惕的是，此次展覽的作品也無法逃脫被甄選和揣測的命運，以由策展人認可的文化物的面貌臨時性地聚集在一起。作為將它們串聯(lián)在一起的線索，這些問題將于此地被短暫地討論，激起一層微弱的漣漪后，消散于平靜的水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