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覽前言

“文化符碼——王友身的旅程”展首次全面地梳理并呈現(xiàn)當代藝術家王友身跨越30余年的藝術實驗與實踐。王友身出生于1964年，自1989年以來，他一直活躍在帶有觀念性的當代藝術創(chuàng)作領域的前沿地帶。他的創(chuàng)作涉及多種媒介，展覽通過呈現(xiàn)他的40多組作品，充分地展現(xiàn)始終貫穿其創(chuàng)作中的社會議題與個人關切，以及藝術家圍繞這些議題而進行的豐富且開闊的媒介和形式探索。展覽通過“從去意義到無意義”與“從圖像處理到圖像消失”這兩個角度切入，旨在對其藝術生涯進行深描與細讀。此次展覽是在藝術家事業(yè)中期對其過往旅程的一次必要回溯。

王友身于1988年畢業(yè)于中央美術學院連環(huán)畫專業(yè)，隨后就業(yè)于《北京青年報》。這是一家在改革開放繼續(xù)深化中走向中國的，處于新聞報業(yè)改革中心的媒體。自1990年以來，這份報紙在內容上及其體制建設和價值取向上，與開放創(chuàng)新的時代風氣同頻共振。王友身置身其中，逐漸成長為一位資深的報業(yè)人。與此同時，他的創(chuàng)作與他在《北京青年報》的工作并行不悖，緊貼著個人的生活軌跡與社會的瞬息變化，既為其留影，也對其設問，將創(chuàng)作作為記錄與思考時代與個人的手段。

王友身的藝術緊貼著1980年代中后期以來中國當代藝術的進程，形成了自己的獨特樣態(tài)。在其職業(yè)生涯剛剛啟程之際，王友身見證了藝術界對波普美學與符號概念所進行的廣泛討論。在這個余波之中，王友身采用了拼貼和重復的手法，創(chuàng)作了一系列帶有符號特征的人像作品。

進入1990年代之后，中國藝術一方面以媒介更新作為藝術當代化和全球化的特征，一方面將考察社會與生活的視角拉回到周圍與個人，有意地與1980年代具有濃重形而上意味的思考拉開距離。王友身則是當時北京“新生代”群體中的一員與推動者。

1980年代“改革開放”所催生的“文化熱”，在進入1990年代之后，經歷了一個學科化的過程，將人與體制都納入其視野之中，激發(fā)了文化研究的再次興起。自19世紀以來，文化問題一直是中國知識分子討論的中心議題，其中文化論爭的基本取向是討論中國的文化，與現(xiàn)代化和未來的關系，這意味著文化主要指的是一種精神、一種價值體系。

1990年代的文化研究主要是將一系列具體的當代問題作為文化問題來討論，將文化生產——社會再生產過程中的一部分——作為中心問題。當代文化研究討論的問題涉及當代生活方式與各種因素間的關系，遠遠超出了文本的范圍。在這個意義上進行的文化研究不僅涉及經濟過程，同樣也涉及政治統(tǒng)治及文化價值，把這些各不相同的問題放在一起，將整個社會生活的諸領域文本化。置身于這一背景中，王友身在1990年代期間和此后的創(chuàng)作都帶有文化研究的意識、印記與方法，將整個社會生活的諸多領域和議題作為自己考察、描述與思考的對象。

在1990年代頗受關注的文化問題中，大眾傳媒、大眾文化和印刷文化位列其中。大眾傳媒在進一步市場化的契機下獲得了較大的自由度，占據了較大的社會話語空間。在媒體的聚焦之下，諸多社會現(xiàn)象被報道和討論獲得了文化的意義。王友身因為個人工作的機緣，在此時獲得了一個較為寬松和主動的實踐平臺。他不僅將對當代藝術的報道和當代藝術家的觀念性實踐帶進《北京青年報》的板塊之中，使之獲得更多的社會關注度。他也不斷地對以《北京青年報》為例的媒體工業(yè)與社會生活和景觀的關系進行描摹?！侗本┣嗄陥蟆芬虼顺蔀樗ぷ?、創(chuàng)作的平臺，也成為他創(chuàng)作的一手素材。這使他的創(chuàng)作與1990年代以來的都市生活和大眾文化形成了超越“近距離”的關系。

他既身處大眾傳媒的現(xiàn)象之中，直接參與了現(xiàn)象本身，也從文化研究的視角將新聞和圖像生成與傳播的機制等，問題化和視覺化。 大眾傳媒在社會生活中的興起，對大眾認知的塑造等社會現(xiàn)象和當代議題因此進入他的創(chuàng)作視野；他也借助了文化研究的思想方法把對這些問題的探索轉化為一套視覺編碼。

這其中暗含了對于個人參與歷史進程的形成的自覺性，既被瞬息萬變的現(xiàn)場所直擊，也時刻通過在作品中再現(xiàn)這些社會生產的環(huán)節(jié)，嘗試去把握和理解這些社會現(xiàn)象。 親臨社會現(xiàn)場與新聞生產的后臺，王友身對于制造圖像與消解圖像同時有著不可抑制的沖動。他在創(chuàng)作中也不斷地切換著自己的視角，既扮演圖像的生產者，又同時是圖像的消費者、懷疑者與解構者。這些相互沖突的視角在其創(chuàng)作的內部并存，產生了重要的張力。

自1987年之后，藝術的發(fā)表從1980年代中新潮時期以團體式宣言亮相的形式，回歸為藝術家的個體表達。對個體表達和近距離的傾向在王友身身上體現(xiàn)為一系列凝視自己的朋友和家人的作品。隨后，他也在不同創(chuàng)作階段對個人的記憶和個人的心境給予了不同形式的表達。

1980年代后期，帶有觀念性的創(chuàng)作脈絡逐漸在中國顯現(xiàn)。在這個脈絡形成的過程中，有的藝術家一味地排斥此前官方意識形態(tài)對于藝術的規(guī)約，將藝術本體作為掙脫這種觀念主導的創(chuàng)作模式；有的藝術家將觀念簡單地理解為一種概念的提出或者點子的生產，或者對于體制的對抗，甚至落腳于虛無的生活態(tài)度。在這個脈絡的初期，王友身曾在大學期間參與發(fā)起了強調觀念性的攝影小組。雖然王友身同樣運用了觀念創(chuàng)作的手法，但他轉向具體的生活和具體的歷史時空，在其中發(fā)展出具有彈性且深切的人文關懷的創(chuàng)作。

自1990年代起，王友身的創(chuàng)作生涯與此時中國藝術進一步全球化的歷程多有重合之處，他多次在西歐、北美和南美展出作品。盡管他所參與的多為以中國為聚焦的群展，但因為立足于具體的議題與個人的經歷，其創(chuàng)作有別于在1990年代初期反復被后冷戰(zhàn)意識形態(tài)化投射所固化的一些表面符號，也因此不易被藝術市場和大眾傳播所識別與消費。對于中國當代藝術史的認知與書寫，王友身的案例因為緊貼時代脈絡又頑強地生長出靈動且充盈的形態(tài)，而成為我們嚴肅的藝術史學者和機構應該更為關注的對象。

自2017年的“失調的和諧”展以來，中間美術館通過一些具體區(qū)域和案例的考察開啟了對1990年代的梳理和研究。此次對于王友身的個案研究，也是這個研究序列中的一環(huán)。 該展覽由中間美術館館長、藝術史家、策展人盧迎華策劃。法從例出，相信對于個案的深入考察，有助于我們松動乃至顛覆既有的印象與敘述，重新從中國當代文化和思想脈絡中，同時在全球藝術的語境中貼切地認識和描述自我。

藝術家

王友身

1964年生于北京
1984年畢業(yè)于中央美術學院附中
1988年畢業(yè)于中央美術學院
1988年至2018任職于北京青年報社
現(xiàn)生活和工作于北京

藝術家王友身曾經參與過眾多國內國際重要的雙年展和機構展覽，包括在中國當代藝術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展覽：“中國現(xiàn)代藝術展”、“新生代藝術展”、“威尼斯雙年展”、“圣保羅雙年展”、“臺北雙年展”、“廣州三年展”、“上海雙年展”等等，他是中國當代藝術重要的參與人與見證人之一。同時，王友身自1988年至2018年在北京青年報社工作30年，曾擔任過美術編輯、藝術總監(jiān)等職務，一直以來，王友身兼具雙重身份，在藝術界與傳媒界兩個領域間工作，致力于考察和松動藝術 / 生活、創(chuàng)作 / 日常間僵化的邊界。

王友身對官方/民間、職業(yè)/業(yè)余、藝術/現(xiàn)實等等二元性的分野有著自己獨特的理解和介入方式，這讓他可以動用兩個不同系統(tǒng)的資源，開創(chuàng)和塑造一些認識自己和認識周遭的可能性。他呈現(xiàn)給我們一個藝術家實踐的強度、持續(xù)性和豐富的層面。這一實踐不僅僅體現(xiàn)在簡單的作品或者產品層面之上，而是不斷重新觀看自己的潛力和局限，挖掘藝術與自我和世界對話的可能形態(tài)。

策展人

盧迎華

藝術史家、策展人，現(xiàn)任北京中間美術館館長。她于2020年獲墨爾本大學藝術史博士學位。她曾于2012至2015年間出任深圳OCAT藝術總監(jiān)及首席策展人。2012年擔任第九屆光州雙年展聯(lián)合策展人、第七屆深圳雕塑雙年展聯(lián)合策展人，2013年獲得泰特美術館研究中心亞太計劃的首個特邀研究學者獎金，是2017年美國藝術史研究機構協(xié)會（ARIAH）首屆“東亞學者獎”的四位獲獎者之一。2013年至今，她與藝術家劉鼎持續(xù)開展題為“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的回響”的研究，對敘述中國當代藝術的視角和方法論進行重新評估。

盧迎華曾擔任全球藝術界多個重要獎項的評委：包括2012年威尼斯雙年展金獅獎、2012年基輔平丘克藝術中心的未來世代藝術獎，2018年威尼斯建筑雙年展菲律賓國家館評委，2019年Hugo Boss亞洲新銳藝術家大獎與Rolex勞力士創(chuàng)藝推薦資助計劃、2020年集美·阿爾勒國際攝影藝術季發(fā)現(xiàn)獎與2021年Hyundai Blue Prize青年策展獎等。2019年至今，她一直擔任東京當代藝術獎評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