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數字時代的今天，我們越來越習慣依賴屏幕和網絡，從碎片式的訊息中了解世界，而交通、通訊和傳媒的迅猛發(fā)展也推動了社會的割裂與不穩(wěn)定性。齊格蒙特·鮑曼 （Zygmount Bauman）用“液態(tài)社會”形容我們當下流動的、不穩(wěn)固的社會現狀。在社會結構由固態(tài)溶解為液態(tài)，長久持續(xù)轉變?yōu)槎唐诳焖俚淖冞w過程里，這種不穩(wěn)定性貫穿至我們生活中各個層面。
　　另一方面，資本主義和全球消費主義繼續(xù)吞噬著我們，讓我們所面對的絕大部分物與物質性被貼上價格的標簽，成為商品。人與物的關系因而漸行漸遠，物淪為單純的感官刺激和身份幻覺。人的異化與物化也由此產生。對人與自然、物質與意識割裂的舊唯物主義觀的反思，或重審事物在生產關系中的動態(tài)變化，亦或是沉浸在對逝去物和技藝的懷舊之情中，似乎都不足以縫合現代社會由于符號和景觀膨脹而造成的斷裂。又或者，更好的方式是從“戀物”的漩渦中抽離，重新尋找與物相處的新方式——“格物”。“格物”而“致知”。
　　不僅如此，步入二十一世紀以來，生態(tài)危機日漸嚴峻且不可逆轉，人、地緣政治和經濟政治的結構變化劇烈、科學技術的發(fā)展使得生物政治與倫理亟待討論......因而，從啟蒙運動以來衡量萬物尺度的“人”備受質疑，我們對當今世界的認知備受挑戰(zhàn)，理論與話語紛紛拋棄人類本位的論述，向物質轉向。拉圖爾的行動者網絡理論和美國學者簡·班尼特的生機物質主義為展覽提供了靈感。前者認為強調人與非人皆作為行動主體，這些行動元之間連接互動所組成的網絡，作為社會與自然發(fā)展的動因。后者則強調物具有生命和活著的，活著非生物意義上的活著，而是指事物間存在著相互作用的、糾纏的、具有行動傾向的關系，并存在開放式的變量。同時，物具有政治意義，并不只在于其能對作為政治主體的人提供物質背景或造成物質限制，而是與人一樣可以作為能動主體參與到政治過程中。
　　作為對物質保持強烈興趣的藝術生產活動，同樣面對技術加速與全球新自由主義主導的雙重壓力下的后人類困境。重拾對物質與物質性的討論，又或是在跨越學科及地緣限制的物質轉向浪潮下，在思想與理論之外，對藝術家的工作與實踐將帶來何種啟迪？又帶來哪些認知角度？我們不再孤立地看待某一件具體的物，而將其置身于一個動態(tài)變化的關系網絡之中。
　　由此出發(fā)，展覽將回歸物質與想象力交匯的場所，聚集十一位藝術家的戀物之欲、格物之思。他們聚焦那些我們觸手可及之物，追蹤那些具有活力的物及物質性，以及那些跨越時間、歷史與民族國家邊界的物的流動軌跡。在這里，物的流動即是其發(fā)現、開采、生產、運輸及消費的過程，又可被視為跨區(qū)域社會及文化的流動，甚至穿越地質年代。在重新審視在符號——意義之外，我們回溯物的價值的形成過程，因而向現行的價值體系發(fā)問：物質作為資源，其所具有的能動性是如何塑造人類在現代性及發(fā)展進程中的行為取向？又或是這些物的流動軌跡背后，我們如何洞見那些更為復雜的社會運行機制、權力結構以及利益博弈，甚至內在的權力關系形成的因果。
　　我們嘗試以物為主角，講述一系列既平行又相互交錯纏繞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