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分攝影家的鏡頭下，“城市”是水泥森林，無比冷漠。以繁華都市上海為拍攝對象的周明，7幅《海上觀，觀上?！范际菉A落在城市各個角落的殘敗廢墟；廣州在亞牛的眼里，就是一座座雜亂不堪的環(huán)形立交橋；即使是曾被評為全人類最適合居住的溫哥華，在華人攝影家李群力鏡頭下，也是大雪后的空曠街道、無人駕駛的破舊汽車，照片里，溫哥華只是冷漠的荒原。
在策展人楊小彥看來，這些冷漠就是城市背后的“真相”。
你可以在北京宋莊鎮(zhèn)原創(chuàng)博覽中心“藝術(shù)家俱樂部”二樓，看到這個冷漠的“城市裂縫”攝影展，參與的攝影師還包括張新民、陸元敏、顧錚、沈格非等二十多人，他們身份各不相同，有媒體的攝影記者，有學院的教授，他們的共同點就是拍攝的對象是“冷漠的城市”。
“工人沈格非”，最幸福的時候是工棚變洞房，兩個新娘隨便挑。相比其他主題嚴肅、顏色暗淡的照片，沈格非的兩組照片色彩豐富，輕靈、跳脫，有種讓人哭笑不得的奇異幽默。
我要當壞人
沈格非擅長歸納中心思想，他會清晰地告訴你，拼貼在他作品中的各種元素，來源于童年記憶、成年后的生活體驗及對當下一些事件的感想。他的作品敘事性比較強，因為“大家喜歡通過故事接受事物”。
沈格非成長于1970年代，那時電影銀幕上的人物永遠只有好人、壞人兩種。好人肯定會勝利，站在好人一邊的沈格非也能分享到無與倫比的快感。
影響沈格非的還有他的堂哥們。雖然成長在河南開封，青春期的大男孩仍然像北京大院里的紅小將們一樣，穿軍裝，戴軍帽，背軍用書包，書包里還要放上一塊板磚。要是被壞孩子們欺負了，他就會去找堂哥出頭。
沈格非很艷羨堂哥們扎在腰間的兩條皮帶。一條是武裝帶，用來顯示身份，有時還能拿出來作勢比劃一下；另一條是普通的扎褲子腰帶，掩在武裝帶里面。
2008年5月，沈格非把這點玫瑰色的“文革”記憶，做成了攝影作品《五環(huán)牌興奮劑：今天你喝了嗎》。這組作品源于他在街頭看到的“五千年文明只為了這一天”的宣傳廣告，他想：難道那一天結(jié)束了，這五千年文明就不要了？
6幅照片組成的“興奮劑”更像連環(huán)畫，講沈格非為首的一幫壞孩子想去推銷興奮劑，但場地已經(jīng)被賣藝的占了。那人正準備表演劈磚頭，推銷狗皮膏藥。壞孩子趁機用半截磚頭把賣藝的拍翻在地。
觀眾們看壞孩子們拍人的動作很帥，都聚過去看。壞孩子們就開始推銷，觀眾們喝了興奮劑后都情緒高漲，摩拳擦掌，爭著去用頭劈磚。最終還是孕婦生猛，獲得冠軍。因為太興奮，孕婦早產(chǎn)，嬰兒墜地，砸碎了地上的磚頭，瞬間超越了母親。大家都受到莫大的鼓舞，開始邁步下一場狂歡。
沈格非照著堂哥當年的樣子來裝扮壞孩子。其實沈格非家在“文革”時受迫害，他母親至今想起那個時代仍憤恨不平。
1993年沈格非從中央工藝美院畢業(yè)，大部分時間他還是一個好孩子。但他漸漸發(fā)現(xiàn)，當年被批評的壞孩子突然有了神奇的“能耐”，活得比他精彩很多。守規(guī)矩、講禮貌也是辦不成事的，耍一下流氓問題反而就能解決了。“這個世界到底是好人通行，還是壞人通行？”沈格非開始幻想自己是個“壞人”。在展出的另一組作品《身份和成分》中，他設置了“工農(nóng)兵學商，地富反壞右”10種情境，想象在那些角色下，自己這個男一號的滋味。“農(nóng)民沈格非”，最美滋滋的時刻是進城，邊洗腳邊向城里人傳授致富經(jīng)驗；“地主沈格非”是房地產(chǎn)商，身后的墻上貼著口號“給你一個五星級的家”，小夫妻倆來買房，小媳婦傍著胳膊求他打折；“右派沈格非”，可憐到只能沖著童真的小村姑耍點小心眼：小村姑可憐右派，晚上偷偷給他送來3個窩頭，他以數(shù)學知識回報，沒有紙筆，只好把趕豬的鞭子一頭燒黑，在村姑胸前畫圓周率的算法。
“我想說的就是當壞人應該多么快樂。”最近看多了貪官的報道，沈格非忍不住又幻想，某天全球通緝沈格非，因為他貪污了一千億。
賺得盆滿，抱得美人
張新民對城市的觀察，跟沈格非截然不同。1950年代出生于四川省德陽縣的張新民，從小對“現(xiàn)實”有著鮮明的感受。
1960年“饑荒”開始時，縣城里定量一個成人每月9斤糧食。張新民不過8歲，餓得沒辦法，偷偷跑到農(nóng)民的地里，把快要長熟的麥穗扯下來，一搓一吹，囫圇吞下。他清楚記得農(nóng)民地里小麥、紅薯、南瓜都長得好好的，并沒有“自然災害”。
1988年春，張新民去了海南島，年底轉(zhuǎn)戰(zhàn)深圳在一家媒體當攝影記者，不久報紙?？?，張新民失業(yè)了半年。
失業(yè)讓他開始思考“攝影究竟是什么”。報紙復刊后，張新民重操舊業(yè)，此時他已經(jīng)開始拍攝與他共同生活在四海小區(qū)的外來工了。
四海小區(qū)在蛇口工業(yè)區(qū)，有六十多棟單身宿舍樓，一萬六千多位住客大部分是在工業(yè)區(qū)內(nèi)電器、服裝、玩具工廠的工人。這里也是蛇口消費水平最低小區(qū)，市場里能見到的最高檔水產(chǎn)是鯇魚。
這里有七成住戶是女工，房間里大多是兩邊靠墻各擺著兩張上下鋪鐵架床，二十多平方的空間內(nèi)住著6到8人。張新民去過幾個女工宿舍，看見姑娘們的小圓鏡上都是灰塵——她們每天不是在工作，就是在加班，根本沒時間照鏡子。
張新民曾拍到她們中午在工廠吃飯的情景，上千人都站著吃。這是工廠管理者想出的節(jié)省時間的點子。
1991年時，深圳開始出現(xiàn)“民工潮”，到1992年鄧小平視察南方之后，南下民工更如過江之鯽。張新民的拍攝范圍，也由四海小區(qū)的外來妹們，擴展到這場遷徙。
1997年在深圳沙井鎮(zhèn)萬豐村，張新民拍到一個年輕農(nóng)民工的房間，靠墻的蚊帳上貼著一張放大的百元人民幣圖片，圖片下邊貼著一張不知從哪個畫報上剪下的、只穿內(nèi)衣褲的長腿美女圖。張新民覺得這就是一件裝置作品，直白地表露出農(nóng)民工進城的夢想：賺得盆滿，抱得美人。
越來越多的素材冒了出來。到1995年，張新民已經(jīng)明確自己要拍攝的，就是農(nóng)民離開土地大規(guī)模向城市流動、遷徙的變化過程。
張新民鏡頭下的過程，不僅包括農(nóng)民工在城市夾縫中打拼的艱辛，也包括農(nóng)民工給城市帶來的某種不安定因素。1995年某天深夜，他在三亞看到一個打著“新潮健美歌舞團”幌子的脫衣舞團，門口有兩個穿得很少的女孩在跳舞招徠觀眾。賣票的男人戴著墨鏡，倚著“性欲裸體大曝光”的廣告牌。張新民剛按下快門，就被那男人吼住了。這種舞團在內(nèi)地城市屢見不鮮，表演的女性大多來自貧困山區(qū)。“包圍城市”拍到2000年，城鄉(xiāng)隔絕的戶籍制度全面松動，大片農(nóng)田被開發(fā)商拿走，建成了商住樓。在張新民看來，這一年是分界點，之前“農(nóng)村包圍城市”，農(nóng)民急于進城；之后是城市急劇擴張，被“包圍”的城市反過來吞噬鄉(xiāng)村，農(nóng)民未必想進城但又不得不進城，因為土地已經(jīng)被征用，他們必須得轉(zhuǎn)換身份。
“包圍城市”系列照片為張新民在攝影界贏得巨大名聲。他發(fā)現(xiàn)，原來照片的社會價值不取決于攝影師的意愿，而是取決于社會需要。
從2005年開始，張新民開始了新主題，他計劃拍攝失去土地的農(nóng)民如何謀生。
【編輯：葉曉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