頭上總是頂著一個卡通熊貓的趙半狄在法國巴黎舉行了一場“熊貓時裝秀”，他以熊貓造型為貫穿元素，表演了一組中國社會各階層人物時裝秀，包括了民工、三陪小姐、追星族、乞丐、同性戀、網(wǎng)絡(luò)紅人、法官等“最鮮活、最現(xiàn)實”的33套時裝。4月2日，趙半狄在新浪發(fā)表博客稱，數(shù)千網(wǎng)友留言罵他向洋人搖尾乞憐，趙還轉(zhuǎn)貼出網(wǎng)友總結(jié)的罵他的6條理由。而在一片罵聲之中，也出現(xiàn)了微弱的為他辯護的聲音。（4月5日《現(xiàn)代快報》）
筆者不懂藝術(shù)，更不懂時裝藝術(shù)和行為藝術(shù)，因此，“熊貓時裝秀”的造型在筆者屬于“不可言說的東西”之類，只有“保持沉默”。不過，筆者倒還真佩服國人在“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方面豐富的想象力，居然能在這些造型中讀出 “國家的尊嚴(yán)”、“民族的敗類”、“崇洋媚外”、“侮辱了熊貓”、“丟盡了中國人的臉”、“揭祖國傷疤的方式討好外國人”、“表面上是自曝家丑，骨子里是漢奸的獻媚”等等如此多的意義來。然而，所有這些聲音卻又是如此地整齊劃一，只不過是同一 “宏大敘事”的不同變體罷了——這同時也見出了國人想象力的極端貧乏。
雖然不懂藝術(shù)，但筆者卻知道藝術(shù)具有“召喚結(jié)構(gòu)”，它的意義是作者與讀者在某一具體的時空背景中共同建構(gòu)的，充滿了不確定性。最常見的說法即是“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而且，即使對于同一個人，在不同時間或場合，對同一藝術(shù)品的解讀往往都不會相同。就拿趙半狄的“熊貓時裝秀”來說吧，如果這次秀不是在法國巴黎舉行，而是在中國的某個城市舉行，國人一定能從中讀出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意義來，也許，會將一大堆“愛國”的詞語加在上面也說不定。
魯迅關(guān)于《紅樓夢》的解讀有一段著名的話，即“經(jīng)學(xué)家看見《易》，道學(xué)家看見淫，才子看見纏綿，革命家看見排滿，流言家看見宮闈秘事”。在此意義上，我們可以說，當(dāng)讀者在對藝術(shù)品進行解讀的時候，其實也同時在進行自我建構(gòu)和自我審視——他們在藝術(shù)品中看到了自己的鏡像。
國人對“熊貓時裝秀”的反應(yīng)其實就是國人自己的“心理寫真”和“心理投影”，與趙半狄創(chuàng)作的本意并沒有多大的關(guān)聯(lián)——在這些貌似愛國、貌似自尊、貌似有骨氣的聲音后面，可以發(fā)現(xiàn)我們的民族心理的病態(tài)、脆弱、狹隘、虛偽和自卑。一個健康和強大的人，往往比一個虛弱和病態(tài)的人更能承受加在他身上的種種痛苦，而一點點風(fēng)吹草動——如圓明園的獸首和趙半狄的“熊貓時裝秀”——都足以威脅到國人的人格尊嚴(yán)、國家尊嚴(yán)和民族身份，引發(fā)國人劇烈的情緒反應(yīng)，這不是病態(tài)、脆弱和自卑又是什么呢？
國人的“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其實與他作為個體的人的人格的病態(tài)、脆弱、不健全有著千絲萬縷的關(guān)系。在中國，凡是那些聲嘶力竭地叫囂愛國最兇的人，往往就是那么心理最脆弱，最充滿了無能感的人。
于國人，“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其實是“團體自戀”這一心理殘疾的外在表現(xiàn)，它是生活或精神貧困、單調(diào)、無聊與無能的人獲得安全感、紓解自身的生存焦慮并與世界或人關(guān)聯(lián)的一種方式。弗洛姆在《人類的破壞性剖析》一書里說，“它能夠使團體里的分子感到滿足；尤其是那些沒有什么值得驕傲的人，特別需要從這方面得到滿足。一個人，即使在團體里最可憐，最不受尊敬，都會因為這種團體自戀而獲得補償。他會覺得：‘我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團體里的一分子。我在事實上雖不過是個蟲子，卻由于我屬于這個團體而變成了巨人。’結(jié)果，在生活中越是不滿足的人，團體自戀就越深。”
魯迅在《熱風(fēng)？隨感錄三十八》里稱這種愛國為“合群的愛國的自大”，“他們自己毫無特別才能，可以夸示于人，所以把這國拿來做個影子；他們把國里的習(xí)慣制度抬得很高，贊美的了不得；他們的國粹，既然這樣有榮光，他們自然也有榮光了！倘若遇見攻擊，他們也不必自去應(yīng)戰(zhàn)，因為這種蹲在影子里張目搖舌的人，數(shù)目極多，只須用mob的長技，一陣亂噪，便可制勝。勝了，我是一群中的人，自然也勝了；若敗了時，一群中有許多人，未必是我受虧：大凡聚眾滋事時，多具這種心理，也就是他們的心理。他們舉動，看似猛烈，其實卻很卑怯。”
從上面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出，國人的愛國往往并非真正的愛國，而是戴著“愛國面具”的“自戀”。因此，多有這種“團體自戀”的愛國者，并非一件值得慶幸的事，恰恰是一個國家的大悲哀和大不幸。中國的脊梁和中國未來的希望所在也絕非這些歇斯底里的“愛國者”，而是魯迅所說的那些“埋頭苦干的人”、“拼命硬干的人”、“為民請命的人”、“舍身求法的人”，他們智慧、自由、務(wù)實、開放、獨立、勇敢，能以批判性的方式介入世界，并向一切可能性敞開，自尊也懂得尊重別人——只有他們，才是偶像的破壞者與新事物的建設(shè)者，才能真正承擔(dān)起推動中國社會進步和發(fā)展的歷史使命。
【編輯：海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