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版印刷業(yè)在宋代的繁盛，為書籍的廣泛流傳和普及創(chuàng)造了條件。處于承前啟后位置上的宋版書因其刻印精工和流傳稀少，呈現(xiàn)出獨具的文獻學(xué)價值。與此相聯(lián)系，世人多以宋版書為貴，或為治學(xué)，或為顯富；或珍視有加，或頂禮膜拜。佞宋之風，遂成世俗之畫。宋代雕版印刷技術(shù)已臻成熟，無論書寫還是刻印都相當精美，形成鮮明的時代特征，并為后代所推崇仿效。世界上最昂貴的書籍，并非金箔、銀箔甚至鑲嵌珠寶的印刷品，而是中國的久富盛名的“宋版書”，這種珍奇的版本幾乎可以用“價值連城”來形容。
早在明清時期，宋版書就是藏書家競相搜求的寶貝了。明末崇禎年間，著名的刻書和藏書家毛晉，為搜求宋版書，在他的藏書樓汲古閣門前懸掛征求啟事謂：“有以宋槧本至者，門內(nèi)主人計葉酬錢，每葉出二百……有以時下善本至者，別家出一千，主人出一千二百。”這段話，說的是明末的事兒，貨幣到底如何換算我們無法考證。但“一頁宋版，一兩黃金。”的老話已流布坊間?？梢韵胍姡伟鏁缇褪遣貢液臀奈镓溩訝幭嘧分鸬钠尕?，叫價自然非常驚人了。那么，現(xiàn)在舉國上下“收藏熱”，“宋版書”又到了怎樣一個行情呢？目前的宋版書依然“按頁論價”。
宋版書如此珍貴主要原因還是宋版書流傳不多，極為罕見，加以宋代刻印的書籍內(nèi)容近于古本，刊印精美，裝潢考究。北宋時期，除首都汴梁外，尚有浙江的杭州、福建的建陽、四川的眉山等地，都是刻書的中心。后代的兵燹戰(zhàn)亂、水火天災(zāi)，給宋版書帶來了厄運，使北宋印本書籍能留存到今天的，除極少數(shù)的佛經(jīng)外，均以鳳毛麟角。
宋版書為世人珍重若此，究竟它是什么樣子？其主要特征是：印書多用皮紙和麻紙，文理堅致有韌性。版式疏朗雅潔，版心下方往往有刻字工人姓名和每版的字數(shù)?？虝x用字體，各地風格不同。浙本多用秀麗俊俏的歐體字；蜀本多用雄偉樸拙的顏體字；建本字形介于顏、柳之間，橫輕豎重。印書用墨也很講究，色澤清純勻凈。
福建是宋代印刷業(yè)最發(fā)達的地區(qū)。在福州，北宋就進行過兩次大規(guī)模的佛經(jīng)刻印，證明當時已有一大批精良的刻版工匠。而閩北的建寧地區(qū)，更集中了較多的印刷作坊，書籍的印刷量居全國之首。兩宋時，有記載的書坊有三十三家。建陽的崇化、麻沙兩處，書坊更為集中。朱熹說：「建陽書籍，上自六經(jīng)，下及訓(xùn)傳，行四方者，無遠不至?！梗f明在福建建陽一代佛經(jīng)的刻印歷史悠久，有據(jù)可考。
十王信仰，指崇信和設(shè)齋供養(yǎng)地府十王，祈求轉(zhuǎn)生極樂好處的信仰觀念和修持活動。十王即指秦廣王、初江王、宋帝王、五官王、閻羅王、變成王、泰山王、平等王、都市王、五道轉(zhuǎn)輪王。十王信仰，興起于晚唐、五代，一直持續(xù)到今天，成為我國民間信仰的主要部分，其六道輪回、因果報應(yīng)的說法深刻影響著國人，為亡人作“七齋”周年齋、三年齋直至今日還在我國民間流傳，成為民間一種風俗習慣。《十王經(jīng)》，又名《地藏菩薩發(fā)心因緣十王經(jīng)》本經(jīng)成為了十王信仰的依據(jù)。
《宋宋福州建陽景福院羅漢大會十王齋牒》是我們今天能看到的極少的關(guān)于北宋佛學(xué)的第一手材料，讓我們看到了寺廟中如何召開羅漢大會、十王大會中到底需供奉何物、北宋的建陽刻板印刷的到底水平如何、北宋用紙到底如何精良。此齋牒為北宋神宗四年（1074）至元豐六年（1076）福建建陽縣景福寺院羅漢大會齋牒。此件由三組牒文組成：1.景福院結(jié)五百圣眾會齋牒，一張；2.景福院結(jié)羅漢會齋牒，一張；3.普光院結(jié)十王會齋牒及給入會弟子施語封條，十二張。此件通過實物可知羅漢大會共歷十場，多方施主捐資，普光院高僧主持。一七敬秦廣王、二七敬初江王、三七敬宋帝大王、四七敬五官王、五七敬閻羅王、六七敬變成王、七七敬泰山王、百日敬平等王、周年敬都市王、三年敬輪轉(zhuǎn)王、十場從北宋元豐五年（1075）至元豐六年（1076）。觀此套齋牒共計十四張，用紙為北宋典型的白麻紙（皮紙），從刻印的風格來看也是北宋建陽風格無疑，字形介于顏、柳之間，橫輕豎重。印刷用墨也很講究，色澤清純勻凈。為北宋典型風格。此齋牒宋刻宋印，查有關(guān)資料未見古今中外任何著錄，實為海內(nèi)孤本，至為珍罕。
本件《北宋羅漢大會齋牒》為碑帖專家孫伯淵先生誓死珍藏的一件北宋遺珍。由孫伯淵先生的親友提供。當我們展開這卷《北宋羅漢大會齋牒》的時候，其親友給我們講述了，孫伯淵先生珍藏這十四張“北宋遺珍”背后的故事。
孫伯淵（1898～1984），江蘇蘇州人。出生于裝裱篆刻世家。其父孫念喬善于鐫刻碑石，擅長鑒定碑帖，且開設(shè)“集寶齋”小作坊。父亡，他繼承家業(yè)，從事刻石拓碑，對碑帖書畫鑒定有較深造詣，徐森玉、劉海粟等推崇他為碑帖鑒定專家。2000年香港集古齋出版發(fā)行《滿地香泥夢有痕--孫伯淵先生捐獻金石拓片清冊》。足見孫先生的收藏水平。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后，他寧棄一切，而將珍藏的北宋羅漢會齋牒由蘇州轉(zhuǎn)移來滬，以防戰(zhàn)亂損失。其間日本人得知孫伯淵有此件北宋珍品，曾威逼利誘其將此牒拿出，孫均未同意。解放后，他先后將金石碑文4000余件捐獻給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將顏真卿多寶塔、歐陽詢皇甫君碑、李北海岳麓寺碑等宋拓法帖10種捐獻給北京故宮博物院。多年前日本某圖書館、香港圖書館均提出欲高價將本牒購出國境，但孫家人為了滿足孫伯淵將本牒留在國內(nèi)的愿望均未答應(yīng)。此次孫伯淵親友將本北宋珍品拿出提供給北京萬隆拍賣，使我們領(lǐng)略了北宋遺珍的風采。
著名佛學(xué)研究專家方廣錩教授曾撰文：佛教作為一種宗教，既有比較精細、高深的哲學(xué)形態(tài)，也有比較粗俗、普及的信仰形態(tài)。由此，它能夠適應(yīng)不同層次人們的不同需要。我把前一種形態(tài)稱為“佛教的義理性層面”，把后一種形態(tài)稱為“佛教的信仰性層面”。義理層面的佛教以探究諸法實相與自我證悟為特征，以大藏經(jīng)中收入的印度譯典及中國高僧著述為依據(jù)，以追求最終解脫為主要目標；而信仰層面的佛教則以功德思想與他力拯救為基礎(chǔ)，以漢譯典籍中的信仰性論述及中國人撰著乃至諸多疑偽經(jīng)為依據(jù)，以追求現(xiàn)世利益為主要目標。義理層面的佛教在我國佛教史上處于主導(dǎo)地位，它為佛教提供了高水平的骨干與活潑潑的靈魂，它的興衰決定了中國佛教的興衰；但信仰層面的佛教較義理層面的佛教影響更大、更深、更遠，為中國佛教奠定了雄厚的群眾基礎(chǔ)，是中國佛教綿長生命力的基本保證。這兩種層面的佛教雖然各有特點，有時看來截然不同，甚至尖銳對立；但又相互滲透、互為依存，絞纏在一起，相比較而存在。當兩者相對平衡，佛教的發(fā)展便相對順暢；當兩者的力量相對失衡，佛教的發(fā)展便出現(xiàn)危機。
在中國佛教的研究中，兩者不可偏廢。應(yīng)該指出，當前研究界對于信仰性佛教的研究不夠重視，導(dǎo)致宋以下佛教的形態(tài)，至今若明若暗。這卷北宋福建建陽會齋牒的面世，讓我們有機會接觸到當時廣泛流傳的信仰性佛教的第一手資料，從這一點講，是非常有意義的。
【編輯：霍春?！?/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