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雙年展的大眾人氣度，近幾屆來持續(xù)上升，于今為烈。這也許可以令主辦方有成就感，但在這個“熱火朝天”的現(xiàn)象背后，也確實存在一些不妨展開討論的問題。我想至少以下幾個方面的傾向是可以明顯感受到了：
以票房數(shù)字取代學術追求；
以策展方的主觀意圖取代藝術家的主體創(chuàng)造；
以浪漫的懷舊取代深刻的歷史反思；
以奇觀化取代對于日常生活的關注；
以國際化的口號取代、稀釋本土性?！ ?mdash;—顧錚
即使上海雙年展展覽進行到最后一天，仍擋不住熱情的觀展人潮，上海美術館門口依然排著長長的隊伍，觀展的人里還有許多老人與孩子。從昨天起，這個市民口耳相傳了一個月的“嘉年華會”——以“快城快客”為主題的第七屆上海雙年展開始撤展?！ ?br />
那列1978年的銹跡斑斑的火車，引來無數(shù)觀眾拍照留念之后，確定要挪出上海美術館大門。
上海美術館門口的長隊讓正在指揮工人們拆卸“飛機”的參展藝術家尹秀珍不由感嘆：“上海喜歡藝術的人真多。”僅從觀展人數(shù)這一點上來說，本屆雙年展的成功毋庸置疑，開展近兩個月，主場館的參觀人數(shù)遠遠突破27萬人次?！ ?/p>
對于雙年展和美術館的負責人而言，他們必須把具有永恒真實意義的東西搜集到他們的圣殿中來，雖然這些作品又公然輕視，指責，奚落這座圣殿所象征的東西。然而，評判一個以學術前沿性，尖銳度為鮮明旗幟的藝術雙年展，不談藝術，也不談學術，僅僅點人數(shù)的話，顯然與雙年展的初衷相違背。
爭議之“大體量”
且不說門口那列火車頭，爬滿美術館外墻的螞蟻，直指跑馬廳舊址的白馬，一群人面恐龍身的雕塑，本屆雙年展頻頻用大體量來制造視覺驚奇。為什么這么大？“大也是本屆雙年展的亮點。”張晴說，“國家和國家，城市與城市之間的遷移和發(fā)展，時代和社會的變遷，現(xiàn)代市民所期待的視覺形式、觀看方式也需要變換。這座城市在迅速膨脹，人們的欲望膨脹，野心膨脹，客觀和內心都在膨脹，藝術作品，大了這么一點點又如何？”
參加過上一屆上海雙年展的藝術家邱黯雄含蓄地表示：“大作品可能帶來視覺效果，但大絕非質量標準。藝術家需要在展覽中制造醒目效果，他們會采取這個最直接的手法，但觀者記住了符號而忘記了藝術家隱藏在符號后面想要表達的意思。”
曾經(jīng)在國內拍賣市場上價格一路領先的藝術家岳敏君為本屆雙年展創(chuàng)作的巨大的烤漆恐龍立在黑暗狹小的空間里獰笑，讓人想到杜尚把小便池放進美術館后告訴漢斯·里希特的那句話，他的意圖就是：“使審美失去信心。”
爭議之“點人數(shù)”
面對藝術圈內人士的諸多非議，本屆上海雙年展總策展人張晴反復強調自己的學術追求，對大眾喜聞樂見的“嘉年華”的定義進行了猛烈抨擊：“對于雙年展的討論，要在學術規(guī)范的基礎上進行，不要擅用語言暴力。觀看的人多，就喪失了學術性么？那么大英博物館，紐約的ＭOＭＡ美術館，盧浮宮每天都有觀眾在排隊，能說那里面的展覽沒有學術性么？當代藝術沒人看、大家看不懂就是當代藝術了嗎？那些評論上海雙年展是嘉年華的人，內心期待的就是一場嘉年華，對于藝術的欣賞水平，也停留在嘉年華的境界。”
特意從北京趕來參觀的中國美術館館長范迪安卻為看到那么多人進入美術館參觀頗感欣慰：“每一個美術館人都希望看到源源不斷的觀眾。”
爭議之“名片化”
張晴認為，本屆上海雙年展對于上海的文化立場的塑造，公共文化事業(yè)的推進都做出了非常大的貢獻。范迪安也表示，雙年展呈現(xiàn)出了藝術形態(tài)的多樣化，主題凸現(xiàn)了從藝術討論到人文關懷的提升，并與上海這個城市緊密結合，成為上海的一張鮮明的文化名片。“作為當代藝術的普及版，上海雙年展展覽主要從媒體上獲得了大量的成功經(jīng)驗。”張晴說。
專門研究上海雙年展行銷模式的上海大學美術學院99創(chuàng)意園區(qū)藝術總監(jiān)馬琳說：“討論雙年展的成功與否，不要從藝術的方面來說。”這是傳播學的成功，但媒體放大了展覽卻忽略了意義和追求，以及其本質的空洞?！ ≌褂[體系的龐大駁雜讓組織一個展覽在現(xiàn)代越來越難以引起真正的興趣，觀看展覽已經(jīng)進入一個程序化的過程，雙年展的方式更難以尖銳，在國內，雙年展更背負著城市文化的宣傳功能。雙年展剛剛興起時提出很多針對時代問題的想法已經(jīng)在日趨模式化的進程中消弭，精神上的不痛不癢，決定了雙年展的式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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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年展“熱火朝天”的背后——顧錚
讓當代藝術以通俗親切的方式接近大眾，用心可嘉。但雙年展畢竟負有讓具實驗性甚至是爭議性的藝術探索與實踐在雙年展這個學術場域里獲得實現(xiàn)與支持。但如果以票房為訴求終極指歸，而且只以此為榮，那就有違雙年展這種藝術制度的本意了。畢竟，雙年展的學術追求應該獲得主動的積極的保障與支持，而不是屈服于票房這個目標。
現(xiàn)在是所謂“強策展”時代，但如果策展方過于強勢，那么藝術家還有什么可以發(fā)揮才華的空間？當我們看到那個在美術館邊上種了水稻的臺灣藝術家在接受采訪時說，人家只叫他種水稻于是他就種了片水稻時，不禁為那位藝術家感到悲哀，也深為同情。因為在強勢的策展方面前，以上海這個“大碼頭”的號召力，藝術家要有所違拗，有所堅持，那就是與自己過不去。于是，心氣再高的藝術家，也許也只能委屈自己的主體創(chuàng)造性了。水稻種了下去，收獲的是什么呢？
在記憶的視覺化實踐中，痛苦的記憶往往被浪漫化以至被無痛化處理，并消解對于歷史的反思。今年的上海雙年展中，橫陳于美術館外的那節(jié)銹跡斑斑的火車頭與車廂，作為大批中國年輕人在那個時代被迫大規(guī)模遷移的象征，卻是被興師動眾地做成一個圣誕節(jié)列車包廂式的空間供人瞻仰。這是以虛假浪漫的方式來掏空過去的實質內容，取代對于歷史反思的記憶策略。這種以鄉(xiāng)愁模糊是非，以浪漫混淆真假，以記憶之名實行的對于中國知青大遷移的視覺化處理，既羞辱了歷史，也嘲弄了記憶。多少個家庭的分離之苦，多少青年的晦暗的現(xiàn)實與未來，卻被化約為微型車廂中的、那被籠罩于藍色燈光下的布娃娃的無垢的目光。這非但回避對于歷史做出深入反思，更是以記憶作偽裝來粉飾歷史苦難！
一個大型藝術活動，要在對于藝術、尤其是“當代藝術”并無太大理解的國度里，吸引觀眾的眼球，確實是一個高難動作。但是，設想以奇觀化的處理手法就可以號召觀眾進入，也過于簡單。更令人擔憂的是，以奇觀化的藝術就此取代藝術對于平民日常生活的關注。那些恐龍，能夠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快城快客”的主題闡釋，令人懷疑。那在美術館外面的幾匹白馬，于“跑馬廳”這段上海的殖民地記憶既無反思，也沒有對于當下現(xiàn)實提出什么有意義的提問。當日常的、本地的、本土的現(xiàn)實問題以及對于這些問題的真誠的藝術對應被有意無意地排除在外的時候，也許，奇觀化的裝置藝術就是唯一的出路了。以空洞的奇觀取代呈現(xiàn)具體而嚴峻的現(xiàn)實景象，還有什么比這個更安全的？
國際化對于上海這樣的城市來說，是現(xiàn)實也是策略。但國際化如何能有助于本土化的藝術成長與實踐，也是一個重要的課題。如果說那些對于中國現(xiàn)實知之甚少，卻因為牌子大也來插一腳，以不痛不癢的作品擠占了與中國當下現(xiàn)實息息相關的本土與本地藝術家的創(chuàng)造空間，那就實在無法為這樣的國際化而高興了。
我們知道中國當代藝術還有漫長的艱難路途要走，而且它也確實需要更多的理解與同情。但我們也必須面對這樣的事實，那就是，只要中國的當代藝術家們不去觸碰中國當代本土的、本地的現(xiàn)實，轉而以犬儒的態(tài)度沉浸和滿足于以揮金如土的方式制造當代奇觀與藝術嘉年華會，那么，這樣的“當代藝術”也是“當代藝術”嗎？當然，這是另外一個話題了。
【編輯：姚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