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美國亞洲協(xié)會（Asia Society）主辦的首屆亞洲三年展（The Triennial of Asia）在紐約多地舉辦，包括亞洲協(xié)會、紐約歷史協(xié)會、林肯中心大衛(wèi)·格芬廳，總督島（Governors Island），時代廣場等，意在呼吁“ 在日益全球化的背景下，審視亞洲藝術的意義”，呈現(xiàn)有著亞洲背景的藝術家們各自視角。
在藝術評論家杰森·法拉戈（Jason Farago）看來，第一屆亞洲協(xié)會三年展正在尋找存在的理由。不過，他也認為，在全球化和數(shù)字化的當下，來自“四面八方的新藝術”的模式越來越像死胡同，雙／三年展的模式或許也應該有所調(diào)整。
當美國亞洲協(xié)會2019年宣布將舉辦三年一度的當代藝術展覽時，你可能會發(fā)現(xiàn)充滿的熱情與持有懷疑態(tài)度的原因。該展覽被組織者稱之為“亞洲與世界”的藝術中心。
熱情的理由是：亞洲占了世界60％人口比例，但是在我們?nèi)蛐缘拿佬g館和博物館中的作品數(shù)量仍舊非常少。我們希望在這里看到越來越多的亞洲新藝術。展覽也是免費入場的。
持懷疑的態(tài)度在于，現(xiàn)在全球有300多個每兩年舉辦一次或每三年舉辦一次的當代藝術展覽。僅在紐約，惠特尼美國藝術博物館，紐約新美術館，MoMA PS1，皇后區(qū)藝術博物館，巴里奧博物館，國際攝影中心和哥倫比亞大學美術館等都因常年舉辦的新藝術節(jié)而忙得不可開交。在全球化的旺盛時期（90年代和2000年代初期），每隔一年就出現(xiàn)的年度展覽都會承諾將建立一個新的、非西方為中心的，而是全球性的藝術創(chuàng)作領域。近二十年過去了，數(shù)字網(wǎng)絡已逐步溶解了距離，新穎性似乎已不是藝術的開端，這樣的形式也顯得越來越疲憊。
首屆亞洲協(xié)會三年展“我們不會獨自做夢（We Do Not Dream Alone）”，意在從該機構(gòu)所在的公園大道總部搬出來，并由總督島（Governors Island）上的主要委員會以及與紐約愛樂樂團合作。疫情的流行，除其他傷害外，還給美國帶來了巨大的反亞洲的偏見，也使幾乎所有大項目望而卻步，讓大多數(shù)的藝術家無法旅行。剩下的，就是新的和不太新的藝術的散布，冒險性的分類，這幾乎不能反映那些最初在公告中所懷有的抱負。與其說這是一場災難，不如說是一次錯失的機會。但我們也可能會從這更長的推遲和重新思考中受益。
從中東到印度尼西亞，再到紐約的大約二十位藝術家的作品正在亞洲協(xié)會總部展出。他們是由亞洲協(xié)會博物館最近離任的館長陳文輝（Boon Hui Tan）和現(xiàn)在晉升為董事職位的Michelle Yun Mapplethorpe選拔的。第二輪藝術家將在2021年2月在展廳內(nèi)展出作品。其中，印度藝術家阿爾皮塔·辛格（Arpita Singh）出生于印度分裂之前的十年，在她的筆下，強力的、濃密的肉體和扭曲婦女畫作模糊了神話與日常意象。
這里有更多的藝術作品是可以被簡單總結(jié)的，并為每兩年一次做準備，它們就好像傳達一個單一的社會或地緣政治問題，這也是一張圖像或一件物品能做到的?，F(xiàn)如今在紐約的以色列設計師吉奧拉·阿哈羅尼（Ghiora Aharoni）用誘人的希伯來語、阿拉伯語、北印度語和烏爾都語的混合文字制成了刺繡禮服。而納西姆·納斯（Nasim Nasr）出生于伊朗，現(xiàn)居住在澳大利亞，為我們提供了一段簡短的視頻，拍攝到內(nèi)容是婦女將宗教念珠分開。，你不需要隨附的文字即可知道它們的隱喻——“反抗父權”。
三年展的第二部分是穿越中央公園，位于紐約歷史協(xié)會的一個大型展廳中。這一部分的目的是促進該博物館的藏品與當代亞洲藝術家之間的對話。但懸掛式的展陳帶有一些催眠作用，因為展廳內(nèi)沒有內(nèi)墻，看上去像許多幻燈片一樣，新舊藝術在四周單調(diào)地纏繞著，不少作品被迫并置呈現(xiàn)。
托馬斯·科爾（Thomas Cole）具紀念意義的五幅畫作《帝國的路線》（The Course of Empire）（1833–36）被放置在藝術家Huang Yan作品的對面，成為了后者作品的鏡像。Huang Yan的作品是在軀干上紋上中國傳統(tǒng)風景作品。同時，策展方倉促地選擇了喬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的方言畫作，再加上一張舉起拳頭的標語“亞裔支持黑人權益（Asians for Black Lives）”的海報，展現(xiàn)出他們認為展覽可以花更長的時間來更系統(tǒng)地思考2020年的劇變。
然而，三年展仍然有亮點。紐約人幾乎沒有機會發(fā)現(xiàn)韓國最重要的藝術家之一的Minouk Lim的作品。在亞洲協(xié)會的展覽中，整個畫廊都布滿她那令人不安的人體模特和影像作品《這是我給我自己的名字》，一個1983年電視特輯中令人痛苦的剪輯片段，其中收錄了朝鮮戰(zhàn)爭中幸存的孤兒，他們下落不明，甚至不確定自己的名字。在紐約歷史協(xié)會展廳，塔可（Taca Sui）的風景攝影是人安逸，而在亞洲學會展廳中，徐冰的作品孔子《論語》則為中國古典提供了沉思。
到了2021年二月的第二批參與者出現(xiàn)時，或許會令人更驚訝。這其中會包括以艱苦的持續(xù)性表演而聞名的印度尼西亞藝術家麥拉蒂·蘇若道默（Melati Suryodarmo），以及有著庫爾德血統(tǒng)的土耳其藝術家艾哈邁德·奧古特（Ahmet Ogut）。
但是，將這些與那些藝術家聚集在一個保護傘下，充其量只是一種偶然的感覺。 這是三年一度的尋找存在的理由的方法。盡管這并沒有使它與另數(shù)百種展覽方法有多大的不同。
從1995年韓國光州雙年展開始，每兩年或三年一次的展覽形式對上世紀末的亞洲當代藝術的發(fā)展起到了決定性作用。在日本橫濱或新加坡，又或是中國臺北或印度高知，這些藝術節(jié)日成為了東西方藝術家的交匯點，將亞洲藝術家們帶入了全球的軌道，并最終形成了獨特的生態(tài)系統(tǒng)。他們談論了一場大游戲，關于“知識生產(chǎn)”和“跨國話語”，盡管每兩年一次的旅行團和企業(yè)贊助商似乎比藝術家更滿意。
當我們快接近于走完21世紀的四分之一時，一場展覽應該是什么樣子的呢？2000年的“來自四面八方的新藝術”的模式越來越像死胡同。大流行對藝術界的突然減速至少提供了一個機會，或許人們可以嘗試更嚴格的論證，或是與歷史有交融的嘗試，這樣，當市場動力再次開始加速時，我們至少知道我們需要指引的方向。在我們的“全球”展出的缺陷和我們“本地”展出的膽怯之間，存在一千種可能的相遇。在這里我們可以以真正改變我們的相見方式。
美國亞洲協(xié)會三年展的第一部分將持續(xù)至2021年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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